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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正道治理国家,以诡道用兵作战,这是政治路线和军事策略的不同处。老子的以正治国就是推行无为政治,在他看来,符合冲虚、自然、谦下之道的就是“正”。在卜辞中正是征的本字,就是出兵围攻城邑,“利用行师征邑国”是也;在篆文中,正是止一,天下公认的统一标准就是“正”。卜辞中奇是骑的本字,像人骑在马上,后来转作不正之义、不俗之义或不偶之义,出奇制胜就是采用特别的策略取胜。老子说:“以正治国,以奇用兵,以无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?以此。夫天下多忌讳,而民弥贫;民多利器,国家滋昏;人多伎巧,奇物滋起;法令滋彰,盗贼多有。故圣人云:我无为而民自化,我好静而民自正,我无事而民自富,我无欲而民自朴。”以清静无为的正道治国,以出奇制胜的方法用兵,以不扰民来治理天下,我怎么知道这样做呢?根据就在于:天下的禁令越多,百姓就越陷于贫穷;民间的武器越多,国家就越陷于混乱;人们的技术越巧,奇怪的物品越多;法律越是分明,盗贼反而越多。所以圣人说:我无为,人民自然顺化;我清静,人民自然端正;我不搅扰,人民自然富足;我没有贪欲,人民自然淳朴。他又在四十八章说:“取天下常以无事,及其有事,不足以取天下。”他在三十九章说:“古之得一者,天得一以清,地得一以宁,神得一以灵,谷得一以盈,万物得一以生,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。”这里的“一”就是冲虚清静、自然无为之“道”,“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”,也就是“以正治国”的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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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颜渊》:“季康子问政于孔子,孔子对曰:政者,正也,子帅以正,孰敢不正?”“政者正也”即是以正治国,首先要清正国家机关,纯化官僚队伍。季康子是当权派,所以孔子说:“只要你正了,谁敢不正?”上梁不正下梁歪,中梁不正塌下来,上边正下边自然正了。“季康子患盗,问于孔子,孔子对曰:苟子之不欲,虽赏之不窃。”季康子又忧盗贼横行,问计于孔子,孔子说:“如果你不贪,你赏赐的,人家也不要。”意思是说,当权者少私寡欲,清静自正,下级们自然也不贪,虽是赏赐都推辞。言外之意,盗贼横行的根源在于季康子贪得无厌,不断榨取民脂民膏,致使百姓衣食堪忧,过不下日子了,自然起来做盗贼,暗中把官府掠夺的财富再偷回来。季康子是窃国大盗,是土匪头子,他只有以身作则,不贪不榨,才是根本的弭盗方法。说到底,以正治国就是要统治者以身作则,廉洁奉公,苟上正矣,谁敢不正?
《荀子·宥坐》:“孔子为鲁司寇,有父子讼者,孔子拘之,三月不别。其父请止,孔子舍之。季孙闻之不悦,曰:‘是老欺予,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,今杀一人以戮不孝,又舍之。’冉子以告。孔子慨然叹曰:‘呜呼!上失之,下杀之,其可乎!不教其民而听其狱,杀不辜也。三军大败,不可斩也;狱犴不治,不可刑也。罪不在民故也。慢令谨诛,贼也;今生也有时,敛也无时,暴也;不教而责成功,虐也。已此三者,然后刑可即也。’”
《周易·系辞传上》:“慢藏诲盗,冶容诲淫。《易》曰:‘负且乘,致寇至。’盗之招也。”背着口袋骑驴走,肯定招来盗贼,因为他们认为,口袋里准是黄白之物,否则就放在驴身上了。金银财宝不好好收藏,就是教人家来偷,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妖冶,就等于引诱人家来淫。篱牢犬不入,都是自己思春人家才来淫,“女人浪,倚门框;男人浪,满街逛。”风流**潘金莲常倚门向街,搔首弄姿,招蜂惹蝶,恰撞着眠花宿柳、妻妾成群、整天浪游的第一浪子西门庆,所以才有那桩千古当为戒的花案。内因更关键,权力核心先腐败了,慢慢向外烂下去,以至于整个权力机关都烂掉。所以孔子对季康子说:“你所不要的,赏给人家也不要。”上行下效,当权的希罕而抢购的,社会上也趋之若鹜,有钱的争购紧俏货,没钱的只好作偷作抢了,那是一个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为诸侯,诸侯之门仁义存焉”的强盗社会!“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:如杀无道,以就有道,何如?孔子对曰:子为政,焉用杀?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,小人之德草,草上之风必偃。”季康子又对孔子说,用以杀止杀的办法把坏人杀掉,进到正道那里去,怎么样?孔子说,为政之道不在杀,“民不畏死,奈何以死惧之?”而在于道德感化,你向善,百姓自然向善了。君子的道德像风一样,善通人的道德像草,如果一阵风吹过,草一定跟着风向眠到了,风力越大,草越倒伏。孔子对季康子的三次回答都是“春秋责备贤者”之意,高标准要求统治者。孔子作《春秋》的主旨,是责备领导者和有道德学问而应负历史责任的贤达者,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《论语》以“政者正也”来解释为政在于当权者先求自正,正己而后正人正家正国。后来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以正心诚意作为领导人的必然修养,内圣外王、修齐治平都是这个意思。但孔子的“正”与老子的“正”是有区别的,因为二人的“道”不同,老子的“正”是自然无为、居下不争、贵柔守雌等,而孔子的“正”是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各正其位,是仁义礼智信,温良恭俭让,忠孝悌友爱。老子用阴、柔雌、谦下、不争、虚静、自然、无为等消极反面入世,孔子用阳、刚健、进取、有为、仁义、礼乐等积极正面入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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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如今讲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,都是强调以法律制裁、以道德教化国家机关中的官员们,并不是针对人民群众来说的。中国历史一直强调德治,而且也一直是德治传统,我们要继续发扬光大古代的以德治国,纯洁、提升干部队伍的素质。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;欲诚其意者,先致其知;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,知至而后意诚,意诚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(《大学》)子曰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”“子曰:苟正其身矣,于从政乎何有?不能正其身,如正人何?”如果自身中正,从政是很容易的,不能自正其身,怎么能正别人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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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子路曰:卫君待子而为政,子将奚先?子曰:必也正名乎!子路曰:有是哉?子之迂也,奚其正?子曰:野哉!由也。君子于其所不知,盖阙如也。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,事不成则礼乐不兴,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,刑罚不中则无所措手足,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,言之必可行也,君子于其言,无所苟而已矣!”孔子的理想太高,王道仁政不适于乱世,因而周游列国都很失意,虽累累如丧家之犬,也没有人会采纳他那一套治国方略。相比之下在卫国那些年还是值得怀念的,卫灵公对他很重视,有人以为孔子可能要相卫,子路在这种背景下问过孔子:“假使卫灵公把国政委托先生,您首先要干什么?”孔子说第一件事就是要端正理念(指导思想)、名分(等级地位)。言就是指语言、文字、理论,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通俗地讲,就是名分不正则说话无力,份内之事言之合理,份外之事言之不顺;深一点讲,就是指导思想不端正,理论则苍白无力,在理论上讲不过去的事,是一定不会成功的。政事不成功,则礼乐教化不振,刑罚不中正恰当,以至于老百姓都无所适从了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一套名言系统,也就是观念的上层建筑,首先是这个时代的灵魂、中心思想,其次才是政治法律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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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樊迟问仁,子曰:爱人。问知,子曰:知人。樊迟未达,子曰:举直措诸枉,能使枉者直。樊迟退,见子夏曰:乡也,吾见于夫子而问知,子曰:举直措诸枉,能使枉者直,何谓也?子夏曰:富哉言乎!舜有天下,选于众,举皋陶,不仁者远矣;汤有天下,选于众,举伊尹,不仁者远矣。”孔子善于因材施教,根据学生的水平而做出对所问问题的相应回答。樊迟是善通学生,悟性不高,有时突然问道如何种谷种菜,使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孔圣人很尴尬。这次他问什么叫仁,孔子说能够爱人就是仁;又问什么叫智,孔子说能够知人就是智。愚笨的樊迟还不明白,孔子又说:“作为一个领导人,把正直之士提拔起来,安排在邪曲之辈的上层,以上之正直感化下之邪曲,就可以使邪曲之辈也学成正直之人了。”樊迟还是不甚了然,他出去了,见到子夏又问:“‘举直措诸枉,能使枉者直’是什么意思?”子夏说:“老师的话太丰富太深刻了!舜当皇帝时,从许多人中选择了皋陶做助手,管理行政司法工作,天下再也没有冤枉事,坏人也远遁了,变好了。商汤举用伊尹,伊尹助汤成天下大业。用有才能、学问、道德的人作领导,上正则下化,天下皆正矣。古代历史上,特别是开国帝王,常常提拔一些有才能、有学问、有道德但不显达的人物作宰相,孟子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?“舜发于畎亩之中,傅悦举于版筑之间,胶鬲举于鱼盐之中,管夷吾举于士,孙叔敖举于海,百里奚举于市。”还有用直钩在渭水之滨钓鱼的姜子牙,被文王聘请去作军师;诸葛亮隐居南阳躬耕陇亩,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。凡是第一流的将相,决非论资排辈慢慢升上去的平庸货色,都是历尽坎坷、多才多艺的人中豪杰。有远见卓识的帝王亲自登门聘请,先师之而后臣之,一步登上将相位,擢拔于稠人之中。士为知己者用,感报知遇之恩,甘效犬马驰劳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!诸葛亮《出师表》说得好:“臣本布衣,躬耕于南阳,苟全性命于乱世,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,猥自枉屈,三顾臣于草庐之中,咨臣以当世之事,由是感激,遂许先帝以驱驰。后值倾覆,受任于败军之际,奉命于危难之间,尔来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谨慎,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来,夙夜忧叹,恐托付不效,以伤先帝之明。故五月渡泸,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,兵甲已足,当奖率三军,北定中原,庶竭驽钝,攘除奸凶,兴复汉室,还于旧都。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于陛下之职分也。”
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。《韩非子•二柄》:“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;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;齐桓公妒外而好内,故竖刁自宫以治内;桓公好味,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;燕子哙好贤,故子之明不受国。”楚灵王有一怪癖,偏好细腰,不管男女,凡腰围粗大者,一见便如眼中钉。他大兴土木,建起了一座豪华壮丽的章华宫,在全国广选蜂腰的美女充实其中,因此又称为细腰宫。宫人求媚于灵王,减食忍饿,以求细腰,甚至有饿死都不后悔的。全国人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,渐渐都以腰粗为丑了,因而都不敢饱食,一个个变得弱不禁风。百官入朝,都用软带把腰紧紧地束起来,尽量显得细瘦,就怕自己腰粗而惹灵王憎恶。官员们为了腰细,每天只吃一顿饭,他们憋住气,勒紧腰带,扶着墙才能站起来。一年以后,朝廷里的官员们都饿得干黑瘪瘦了。这不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吗?朴素自然最美丽,为什么故意瘦腰自讨苦吃呢?
春秋乱世,盗贼横行,有一个时期,晋国更是猖獗,晋君深以为忧。恰巧有一个叫郄雍的人善于因貌识贼,只要观察其眉睫眼目,便能知道是不是盗贼。晋君请他试观,一百个盗贼中没有一个能逃过他的双眼。晋君很高兴,对大臣赵文子说:“我得到了郄雍,一国的盗贼都跑不了,弭盗何必多人呢?”文子回答说:“君王用识盗的方法弭盗,盗贼永远灭不尽,而且郄雍的小命也不保。”不久群盗都嫌郄雍砸了他们的饭碗,便合伙把他谋杀了。晋君闻报大惊,立即召见文子说:“果如先生所言,郄雍被暗杀了,以后何以弭盗呢?”文子说:“察见渊鱼者不祥,智料隐匿者有殃,所以郄雍不得好死。而且您要弭盗,最好的办法是举贤任能,使其教化百姓,人民有了羞耻感,谁还做盗贼呢?”这个故事再次佐证了孔子对季康子说的话是多么正确,弭盗的根本方法不在于捕杀,而在于消除产生盗贼的原因,关键还在于统治者自身,是他们的贪得无厌、残酷压榨逼得人们做盗贼。人穷生盗心,饭吃不上就要饿死,不偷不抢怎么活下去?扬汤不能止沸,必须釜底抽薪。晋君便听从了文子的劝告,任用贤臣随会治国,大行仁政,盗贼们便羞得逃到秦国去了。
庄子在《则阳》中说道:“古之君人者,以得为在民,以失为在己;以正为在民,以枉为在己。故一形有失其形者,退而自责。今则不然,匿为物而愚不识,大为难而罪不敢,重为任而罚不胜,远其途而诛不至。民智力竭,则以伪继之。日出多伪,士民安取不伪?夫力不足则伪,知不足则欺,财不足则盗。盗窃之行,于谁责而可乎?”古代治国的君王,把功劳归于人民,把过失归于自己。如果一人受到损害,就退而自责。现在的社会却不这样了,隐蔽事情真相,反过来指责别人愚笨没见识;故意制造困难,却归罪人们不敢去做;加重任务,超过负荷,却责难人们不能胜任;大大延长里程,却责罚人们不能按时到达。百姓智穷力竭,便以虚伪来对付,瞒天过海。人君弄虚作假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多,人民怎能不弄虚作假?能力不足就要作假,智力不够就要欺骗,财物缺乏就要行盗,盗窃横行,该归咎谁呢?孟子说:“庖有肥肉,厩有肥马,民有饥色,野有饿殍,此率兽而食人也。兽相食,且人恶之;为民父母行政,不免于率兽而食人,恶在其为民之父母也。”正是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!”贫富两极分化何其甚也!君王穷奢极欲,老百姓饥寒交迫,君王的牲畜都有好饭吃,人民却吃不上饭,不断地饿死,这不是君王领着牲畜吃人吗?你不让我过,我也不让你过,老百姓只好铤而走险,为盗为贼,甚至占山为王反叛朝廷,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也。